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哪一年发布的3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哪一年发布的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7期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党的百年华诞石仲泉[摘要]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哪一年发布的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哪一年发布的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年第7期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党的百年华诞石仲泉[摘 要]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40周年。邓小平是《历史决议》的“总设计师”，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设计和把握是完全正确的。胡乔木是《历史决议》的“总工程师”，在起草过程中功不可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为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作出了伟大贡献，既使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百年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有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更光辉的未来”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指针。让我们坚持正确的党史观、赓续党的百年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关键词]党的百年华诞；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史学习；时代价值[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1）07-0001-19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发表40周年。这两个重大事件虽然相距一个甲子，但却有着密切联系。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要树立正确党史观” “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1] 第二个《历史决议》即 1981 年《历史决议》，正是以正确的党史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作出了科学评价。笔者很有幸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一些起草工作，因而可以在本文中谈一些个人感悟。在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从建党百年视域来看1981年《历史决议》的历史作用，相信对我们深入学习百年党史有所裨益。一、 《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定稿概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后，怎样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成为党内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历史被严重歪曲了，需要拨乱反正，恢复本来面目。特别是对“文作者：石仲泉，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年第7期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功过是非，如果不作出正确评价，就很难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全面总结。1979年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要做一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建议。党中央决定，首先通过叶剑英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对新中国的历史做个初步的基本估计。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审议并讨论通过了“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p.190) 在“叶剑英讲话”后的10月下旬，党中央决定成立起草小组，着手准备起草《历史决议》。（一）
《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情况1979年10月30日上午，中央负责同志在中南海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宣布成员名单和工作任务。确定参加起草小组工作的有20来人，但到会的人员不齐。2015年出版的《胡乔木传》记载了小组人员名单和写作分工。这个小组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文选》对此做的题注说：
《历史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
[3](p.291) 这说明了起草决议工作的规格。具体地说，起草工作由胡乔木直接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由邓力群分管。二是参加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除原来参加“叶剑英讲话”起草的大部分同志外，还从在京中央机关抽调了一些同志。除有领导同志参加外，起草小组大部分成员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这些成员除少数因工作需要有所调整外，绝大部分比较固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编写组成员名单中，除一位同志没参加起草小组外，其余同志都参与了这项工作。三是为了写好《历史决议》，胡乔木还开列了一个由十七八位同志组成的咨询人员名单，其中有的参加一些问题的讨论，有的后来参加起草工作，比如胡绳，就参加了《历史决议》前言的起草工作，承担起草“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任务。从1979年10月到1981年7月，起草小组前后工作20个月。集中工作地点先在万寿路“新六所”，即现在的万寿路甲15号院1区1号楼。其间工作地维修，起草小组搬至玉泉山半年左右，最后又回到万寿路“新六所”。少数同志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即现在的金台饭店编写《历史决议》注释本，历时将近一年。（二）
《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定稿过程《历史决议》的工作过程稿有十多个，上送审阅稿和征求意见稿，直至最后的定稿，共有七稿。最重要的有以下五稿。一是1980年3月的送审提纲。经过半年看档案和其他材料，形成上送提纲有四五千字。这个提纲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何把握，如对“文化大革命”怎么分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怎么评价，提出了初步看法。邓小平不太满意，认为铺的面太宽，不集中，缺乏论断性的概括，他提出了三条指导方针：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要作出公正评价，对刘少奇、彭德怀等要平反。三是对过去的事做个总结，概括重要的历史经验，指导向前看。他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讲了一些意见。
①二是根据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意见，由胡乔木亲自上手，形成1980年9月广泛征求意见稿。根据邓小平对提纲的意见，起草小组于1980年6月形成《历史决议》第一稿。邓小平在6月27日对初稿提出意见，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个决议”，[3](p.297) 特别是没有突出对毛泽东的评价。这实际上是将初稿推翻了。起草小组写初稿时，胡乔木主要讲了些指导性的思想和提纲性的意见。初稿推翻后写新稿，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 - 2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年第7期他上手逐字逐句琢磨修改，不少段落推翻重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部分，基本上是由他改成的。这一稿分五部分：（一）对建国31年胜利的总结；（二）对若干重大历史是非的论定；（三）“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教训；（四）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五）总结：怎样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怎样建设党。这一稿有五万二千字左右。邓小平基本认可，让广泛征求意见，提交4000人范围讨论。这不是开4000人大会，而是将稿子分发下去，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区还有大军区所在地讨论，起草组成员分别去一些中央单位和地方听会，了解情况。三是根据4000人范围讨论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新指示，第三稿于1981年3月改出。邓小平看了简报，各种意见都有，众说纷纭，他认为好的意见可以吸收，错误的意见要顶住。稿子太长，要压缩，关键还是要写好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他指出：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就是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3](pp.299、300、298、301-302) 据此，又改写新稿。这第三稿将过去的论文式改成条文式，压缩不少文字，在52人老同志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四是根据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的意见，加写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前领导革命的胜利，作为前言，于1981年5月上旬形成第四稿。这个前言部分是胡绳写的，一气呵成，胡乔木很满意。这一稿基本定型：（一）前言；（二）32年总论；（三）建国头七年；（四）八大后十年；（五）“文化大革命”十年；（六）两年徘徊和历史转折；（七）毛泽东思想；（八）总结。这一稿二万八千字左右，以后的稿子基本上在此稿基础上修改而成。五是1981年5月下旬，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意见修改成供六中全会讨论的第五稿，增加了4000字，为三万二千字左右。6月，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意见和邓小平讲话意见又修改形成第六稿，增加了3000字，为三万五千字左右。这一稿加写了对华国锋的评论一段话，这是在4000人范围讨论时就有的意见，中央没做决断。预备会议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讨论采纳了。这一稿于1981年6月27日六中全会上通过。根据六中全会讨论意见，在文字上有个别斟酌，形成最后发表稿，算是第七稿，于1981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二、邓小平是《历史决议》的“总设计师”《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自始至终由邓小平主持，重大论断由他最后决定。邓小平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文件起草历经20个月，他有10多次讲话和指示。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历史决议》的制定也起着“总设计师”作用。第一， 《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提出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他看到写作提纲后提出的三条指导方针。邓小平在此后的一些讲话中也多次强调这些问题，并加以发挥。具体来说：首先是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要把毛泽东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不仅今天，而且今后，都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二是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对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讲的- - 3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年第7期这三条，得到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致赞同。起草小组一直遵循这个指导思想不断修改，直至最后定稿，完满实现了这个要求。第二， 《历史决议》的框架结构是邓小平设计的。他在看了上送提纲后于1980年4月提出对框架结构的初步设想，在以后的讲话中又陆续对框架结构作了补充和丰富。他说：
“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一段……要写得概括……毛泽东思想一段。”[3](pp.296、302) 延安时期的“第一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3](p.292) “再就是，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3](p.296) 在看了4000人范围讨论的简报后，他明确指出：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p.300) 他还提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3](p.298) 要批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3](p.298) 最后发表的《历史决议》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架构。第三，《历史决议》涉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是邓小平认定的。按照时间顺序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反对高岗的斗争要肯定。新中国成立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很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毛泽东很赞赏，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时候他还是认真纠“左”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他自己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作用的。因此， “文化大革命”前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要讲，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自...
篇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哪一年发布的
共中央委员 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一九八一年六月 二十七日 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 1）
中国共产党自 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 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
为了 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 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 2）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在俄国十月 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 清王朝， 结束了 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
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 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 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 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 。
党发动了 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 3）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 经历了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 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 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
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 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 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 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 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 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 背叛了 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 勾结帝国主义， 残酷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 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 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已经发展到了 六万多党员 的党只 剩下了 一万多党员 。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
周 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 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 创建了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
随着斗争的发展， 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 海陆丰、 鄂豫皖、琼崖、 闽浙赣、 湘鄂赣、 湘赣、 左右江、 川陕、 陕甘、 湘鄂川黔等根据地， 建立了 工农红军第一、 第二、 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 区， 也在艰苦的条件下， 发展了 党和其他革命组织， 展开了 群众革命斗争。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 毛泽东、 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 最重要的作用。
红军各个方面军曾 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由于王明 左倾冒 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 围 剿 " 的失败， 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 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
第二、 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
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 坚持了 艰苦的游击战争。
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 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 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 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 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 确立了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 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 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 正确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党领导了 "一二· 九"学生运动， 掀起了 要求停止内战、 抗日 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
张学良、 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 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 团结抗日 ， 起了 重大的历史作用。
抗战期间， 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 因而在抗日 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
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 主的政策， 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建立了 许多抗日 根据地。
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 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东北抗日 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
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 广泛开展了 各种形式的抗日 斗争。
这样， 中国人民的抗日 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 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 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 战争期间， 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 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 巨大的成效。
在此基础上，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接着举行了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总结了 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制定了 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使全党在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抗日 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 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 悍然发动全面内战。
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 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 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 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 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 三年多的解放战争， 经过辽沈、 平津、 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 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 推翻了 国民党反动政府， 建立了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 4）
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 中国革命的胜利， 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
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找到了 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 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
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 这个事实， 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实现了 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 中国革命的胜利， 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 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 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
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 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 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 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 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 主、自 力更生的原则， 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 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 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 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我国结束了 极少数剥削 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 结束了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劳动人民成了 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 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 改变了 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 也激励了 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 增强了 他们前进的信心。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 5）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 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
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 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 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
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 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 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 在农村保存、 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
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 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 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 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 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 6）
中 国共产党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总的来说， 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 7）
建国三十二年来， 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 建立和巩固了 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 实现和巩固了 全国范围（ 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 根本改变了 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形成和发展
了 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实现和巩固了 全国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 加强和扩大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 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 包括台湾同胞、 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 战胜了 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的侵略、 破坏和武装挑衅， 维护了 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 建立和发展了 社会主义经济， 基本上完成了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上实现了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剥削制度消灭了 ，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 逐步建立了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 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 增长二十六倍多， 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 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 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 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 达到六亿二千万吨； 发电量增长四十倍， 达到三千多亿度； 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 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 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 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
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 兴建了 一批新的工业基地。
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
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
铁路、 公路、 水运、 空运和邮电事业， 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 生产水平有了 很大提高。
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 长江、 黄河、 淮河、海河、 珠江、 辽河、 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
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 化肥和电力， 现在农用拖拉机、 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 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
一九八○ 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 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 棉花增长一倍多。
尽管人口 增长过快， 现在已近十亿， 我们仍然依靠自 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 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 城乡 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
一九八○年与 一九五二年相比， 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 增长六点七倍。
国家进出口 贸易的总额， 一九八○ 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
随着工业、 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 很大的改善。
一九八○ 年， 全国城乡 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 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 教育、 科学、 文化、 卫生、 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一九八○ 年， 各国各类全日 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 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
三十二年来，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
核技术、 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 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 一批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
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不少运动项目 取得出色的成绩。
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 城乡 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 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 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
野战军、 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 加强， 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 很大的提高和改进。
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人民解放军发挥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 在国际...
篇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哪一年发布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４５年）(1945年 4 月 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 ( ( ( 一) ) )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 ( ( 二) ) )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 ) ，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1〕和罗章龙〔 2 〕、张国焘〔3〕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 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 (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
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 ( ( 三) ) )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以 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 ( 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 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 ) ，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
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 ( 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 ) ，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 4 〕。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 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
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5〕，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一九三○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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