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蒋介石9篇1932年底蒋介石 党史学习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1932年底蒋介石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1932年底蒋介石
学习资料：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 年 9 月 18 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至1932 年 2 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 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驟。
空前的民族灾准喚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海3.5 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都发出要求抗日、实行民主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 年 9 月，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起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 1933 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在 1931 年 7 月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一切，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利用各种阵地开展工作。
1930 年 3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译本。
一些共产党员密切联系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穿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左翼文化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别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于 1933 年 1 月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歌荡气回肠、刻骨铭心，表达出全民族的满腔悲愤，点燃了每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唱出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成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杰作。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
1931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 4 年的统洽。
会后，国民党统洽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 年 9 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1932 年底，蒋介石调集 30 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 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 100 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 50 万军队于 9 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 年 4 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 18 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 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 年 1 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 8 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不仅发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还描绘了他对未来的期盼：“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4 年 9 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 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 8 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 16 个师、77 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已不足 1000 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一身是胆、毫无惧色。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贏得了宝贵时间。伤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到 3 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 8 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 16 个师、77 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已不足 1000 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一身是胆、毫无惧色。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贏得了宝贵时间。伤重被俘后，
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到 3 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篇二：1932年底蒋介石
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8年 第 2期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 1932 —1945)高 华 ＊摘 要: 1932—1945年, 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 在 1932 年底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
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
作为“ 亲苏派”的著名代表, 孙科在抗战初期三赴莫斯科, 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 并在公众场合积极鼓吹对苏友好, 其态度之热烈 , 言辞之浮丽,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十分罕见。
1942 年苏援停止, 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明显下降。
抗战后期, 蒋介石决定以美制苏, 转而起用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 孙科终于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关键词: 孙科 中苏复交 蒋介石 亲苏派 苏联军援一国民政府自 1932 年 12 月与苏联恢复邦交至 1945 年苏联出兵东北,中苏交涉东北主权收复事宜 ,对苏外交在其对外关系中一直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 。在蒋介石主导的对苏外交中,立法院院长孙科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国民党内“亲苏派”的代表 ,孙科在推动中苏复交、 促进中苏谈判、 争取苏联军援以及设计战后对苏方针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孙科在上述方面的活动, 是国民政府在这一阶段对苏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孙科的对苏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国民政府对苏外交方针的演变及其特点 ,就是对认识孙科这个所谓“亲苏派”的思想轨迹也不无裨益。孙科涉足对苏外交始于 1932年 ,这一年他因力主调整对苏方针, 积极推动中苏恢复邦交 ,开始被社会舆论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代表。中苏邦交是 1929 年因“中东路事件”而断绝的 ,自此以后,两国基本停止了往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中国面临紧急调整对苏关系的需要, 但在一段时期内 ,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英美及国际联盟调停中日冲突 ,将外交重点放在英美, 暂时搁置了对苏外交的展开。国民政府搁置对苏外交还另有重要原因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两面立场 ,引起中国方面的疑虑 。苏联对日军侵略东北的态度是从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的 。“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 苏联感到日本的严重威胁 ,因此 ,一方面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对退入苏联境内的我国抗日武装, 给予一定的保护和接济,另一方面又首先宣布对“九·一八”事变持“中立”态度 ,以维护其在中东路的利益 。在77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南京 210093)
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成立后 ,苏联又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 默认伪满洲国接管中东路 ,甚至允许伪满在其远东境内设立代表机构 。中苏关系陷入僵局, 在国民政府方面,是出自于对西方干预中日冲突抱有强烈希望和对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满, 但在日军大举进攻、中日矛盾激化之际 ,中国既无力解决在东北权益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 ,就只能从大局出发 ,暂时搁置与苏联的矛盾 ,转而寻求在反日基础上与苏联合作。因为日军侵占东北 ,不仅损害了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的社会舆论果然出现了要求与苏合作的呼声 ,“国内对俄复交之浪声, 渐渐高唱入云” 。孙科此时刚卸去行政院长之职 ,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在上海从事政治活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 孙科感到改善中苏关系不失为一个挽救外交颓势 、 抵制日本侵略的重要策略。1932 年初,孙科提出以“联美” 、 “联俄”相结合的策略来扭转外交僵局的主张 。随之 ,他又和陈友仁一道, 提议把中苏复交列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的主要议题 。孙科 、 陈友仁的建议被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拒绝, 除了国民政府对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不满外, 一些人还担心对苏复交将影响国民党的“剿共”政策。“中央要人鉴于正努力剿共 ,对中俄复交后应付共党及苏联在华宣传赤化等事, 颇多顾虑 ,其议遂寝 。
”[ 3]虽然孙科关于恢复中苏邦交的建议未被采纳 ,但他仍竭力为之呼吁。孙科在 1932年 4月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提出 : “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冲突之国家 ,均为我之与国 。应与之作切实的、互惠的联合。
”[ 4]他批评国民政府对“与俄复交之议, 拖延半载 , 迄无结果” ,要求“为求远东之与国 , 应积极进行中苏邦交之恢复” 。党内和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恢复中苏邦交 ,蒋介石的态度发生转变 。他认为 ,恢复与苏联的邦交, 将有助于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 ,因此接受了孙科等的主张 。1932 年 6月6 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了对苏复交和商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经过中苏代表在日内瓦的多次磋商, 12 月 12 日, 两国互换了照会 ,正式宣布恢复邦交。中苏邦交虽已恢复, 但两国间在东北权益问题上的矛盾却再次凸现出来。1933 年苏联将中东铁路低价售给伪满洲国,使国民政府对苏联再生疑虑 。兼之蒋介石“剿共”战争不断扩大, 苏联对国民政府亦有不满, 两国关系陷入停滞状态。孙科此时已进入国民政府,在 1933 年初出任立法院院长之职。他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多有不满, 希望加快中苏合作的步伐 。孙科以为 ,在日本对华侵略加剧的形势下, 非联苏无有出路。于是他撇开苏联损害东北权益的问题 ,对苏联“国势日隆” 、 “建设成功” ,表示钦佩 ,甚至打出其父孙中山的旗帜 ,强调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很重要 ,很合理的” 。孙科在中苏关系停滞时期对苏言论虽然不多 ,却十分引人注目。随着 1935 年“华北事变”发生 ,中日矛盾急剧升温 ,蒋介石开始调整内外政策, 逐渐走上联苏和试探与中共接触的道路。在蒋介石的全盘考虑中 ,联苏与试探与中共接触是一体两面的事。蒋介石将打通与中共秘密接触事宜委之于陈立夫 ,而将改善与苏联关系等公开方面的活动交之于孙科等,使孙科成为其对苏政策的主要助手之一。1935 年 10 月 25日以孙科为会长 ,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为副会长, 旨在“研究宣扬中苏文化, 促进两国国民友谊”的“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这是“中苏复交后关于中苏友好民间活动之第一声” 。[ 1][ 2][ 5 ]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国民[ 6][ 7]孙科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作为国民政府半官方团体 ,78
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在配合国民政府改善中苏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蒋介石的同意下, 孙科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1935年 7 月 14 日,孙科作为立法院院长 ,出席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为欢迎鲍大使而举行的谈话会 。鲍大使在讲话中对孙科个人为促进中苏友好所作的努力予以了高度赞扬 。由于孙科最早主张联苏抗日 ,并主持“中苏文化协会” , 兼之与苏联驻华大使来往密切 ,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 。围绕孙科周围,支持孙科观点的还有于右任( “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 ,国民政府监察院长) 、 蔡元培 、 颜惠庆( 驻苏大使) 等党国要人。于是孙科被普遍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支持中苏友好的“一股有力的势力” 。从 1935 年 10月到抗战前夕, 中苏两国就合作抗日 、 争取苏联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以军援助华等问题开始了秘密谈判 。由蒋介石亲自主导的对苏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由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主权、 中苏合作抗日的条约形式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反复磋商 。经一年的谈判,双方的立场基本接近 ,但苏联不愿单独与中国签订两国安全保障条约, 而坚持要求美英中苏等国共同行动 。谈判的第二阶段转移至中国首都南京进行 ,在这阶段 ,孙科也涉及其事。1937年 3月,孙科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苏联对华军援问题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秘密谈判。苏联允诺将以军事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 但须以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条件。孙科告知鲍大使 ,国共和谈正在进行 ,请予宽释。日本终于挑起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与苏联协议 ,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贷款和军火援助 。“七·七”事变后第二天 ,国民党中央再次授权孙科和王宠惠 ,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的法律依据 。孙科和王宠惠接受了鲍大使的意见 。8 月 1 日 , 蒋介石批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 月 21日 ,中国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规定, 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领土、主权 ,互不使用武力 ; 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援 。这对当时处于极度困难之下的中国 ,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将保障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战争物资” 。快,苏联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从新疆沿陆路运往中国内地, 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 8 ][ 9]在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不久 ,[ 10]苏方此时建议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援助中国[ 11 ]很二抗战爆发后 ,中国的国际环境丕变 ,蒋介石将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放在外交目标的首位,但是英、法等国仅口头同情中国而无具体物质援助, 孔祥熙在欧洲的出访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 ,苏联则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因此, 对苏外交立刻显示出重要意义。蒋介石权衡形势 ,为了推进苏联援华计划 ,争取更多的苏联军援 ,决定起用孙科 ,以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孙科被蒋介石委之以对苏外交的重任与他的背景经历有密切关系。由于孙科长期致力宣传中苏合作 ,并曾参加过与苏联的谈判, 加上孙科的家庭背景— — —孙科之父孙中山在苏联受到普遍尊敬, 孙科便成为蒋介石考虑出使苏联的最合适人选。抗战初期, 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 ,争取到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1937 年 12 月底,孙科率傅秉常 、 吴尚鹰赴苏联进行第一次访问。孙科一行于 193879
年 1 月 13 日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 ,与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会谈, 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当时,“国内对日和谈之风甚大” , 孙科对此甚为愤慨 ,他对顾维钧说,“中国义无反顾应继续抗战” 。孙科并表示 ,“面对日本侵略, 中苏利益完全一致” ,“只有苏联是中国可能取得最大援助和支持的所在”。孙科提议 ,由他领衔,代表驻欧使节,向蒋介石、 孔祥熙发出电报 ,请他们不要再向国外拍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训令” 。科“急于访苏去争取积极的支援” , 1938 年 1 月 16 日, 孙科一行离开阿姆斯特丹, 前往莫斯科 。孙科在苏期间 ,同斯大林、 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 ,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 。国购买苏联军火 。孙科在访苏结束后, 于 9月返回武汉 。1939 年 3 月 ,孙科奉命再度访苏 。自西安 、 兰州飞抵迪化( 今乌鲁木齐) 后 ,因气候原因,苏联飞机不能降落,孙科一行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 ,于 4 月 10 日抵达莫斯科 。此行,又从苏联得到 2亿美元的贷款 。苏《通商条约》, 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 军火武器) 交付 ,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孙科在完成使命后, 于 7 月 4 日抵达巴黎 。1939 年 8 月 ,孙科在回国途经巴黎期间 , 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 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 准备跟随苏联之后 ,唯苏马首是瞻” 。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向 。于是孙科遂有第三次莫斯科之行。9 月 9 日, 签订了《中苏航空协定》 ,直到 10 月初 ,离苏途经欧洲返国 ,于 11 月 20 日回到重庆 。对于第三次访苏是否必要, 孙科曾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蒋介石不提具体合作方案 ,中国政府内某些圈子( 指汪精卫) 又正在进行对日和谈的舆论宣传, 这些均不适宜他重访苏联。石的压力下,孙科仍然履行了第三次访苏的使命。孙科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的成功, 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孙科发表大量联苏言论 ,作出“亲苏”的姿态 。孙科的这类言论在抗战前、中期十分突出 ,成为当时政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孙科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 认为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他说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就“大声疾呼地谴责法西斯侵略国家” 。到了抗战爆发, 苏联“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们以可贵的鼓励, 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帮助” ,“数目之巨 ,至今还占援助者的首位” ,“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 ,苏联仍有物资运到中国” 。孙科在称赞苏联的同时 ,批评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 。他说正是因为英法等国“顽固地拘泥于政治成见” , 及至抗战爆发, 对日本“更无具体行动”, 才造成了“东方法西斯主义的猖狂” 。孙科认为, 只要把苏联的“豪侠举动”和西方的态度一对比,“我们的朋友是谁? ”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 。在我们的朋友中 ,“最重要之一 ,就是国父早就明确指示我们要与之成为盟友的苏联” 。孙科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 高度评价苏联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其程度之热烈 ,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是罕见的 。孙科抨击“世界反动力量”“诋毁” 、 “攻击”苏联, 他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篇三：1932年底蒋介石
国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二英国工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三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四发动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E-mail:pxliukunzhong@163.com郫县二中高二备课组第4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课标要求 了 解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 争取民主斗争的史实， 认识其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意义。
1、 1927年4月 ，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2、 1928年8月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标志训政时期开始。3、 1928年10月 ， 国民党公布《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军政、 训政、 宪政” 三阶段理论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
余之革命方略， 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 第二为训政时期， 第三为宪政时期。
”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 的暴力革命时期， 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 时期， 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精神。
”核心内容：
训政时期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国民党4、 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逐步建立（1）
1932年， 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婴儿； 中国国民党者， 即产生此婴儿之母； 既产之矣，则保养之， 教育之， 方尽革命之责； 而训政之目的， 即以保养、 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 为其全部之根本（2）
1 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领袖制选蒋介石为总裁。（3）
1932年大力发展特务组织。（4）
加强思想专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独裁统治确立过程？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就是“训政保姆” :“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 实等于初生之
1933年杨杏佛被特务杀害杜月 笙军统 戴笠
实质国民党一党专政， 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打着“以党治国” 的旗号实行独裁统治，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一、 莫谈国事——国民党独裁统治（了解）
二、 国民大会：
以宪法形式确立独裁统治（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抵制和谴责“国民大会” ？1、 1946年11月 15日 ， “国民大会” 正式召开， 史称“制宪国大” 。
但缺乏民主基础。2、 1946年12月 25日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对全国的集权统治。3、 1948年“行宪国大” 在南京召开， 选举蒋介石为总统。
实质是继续坚持一党独裁。
三、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中共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的民主政权有哪些？其民主性分别是怎样体现的？1、 土地革命时期：
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2、 抗战时期：
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 原则3、 内战爆发后：抗日 民主政府转变为人民民主政府人民代表会议民族区域自治
建立：
1 941 年起按三三制原则改造或建立政权机构①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直接意义）②对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有着全国性的普遍意义③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经验目的内容意义阅读课文后结合1 08页材料阅读与思考后回答问题三三制p1 05-106
联系时政我国现阶段的民主政治通过哪些制度得到保障？
四、 要求民主的呐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 、 原因：①发动内战②加紧对国统区的控制和压迫（表现？ ）
李公朴闻一多1 946年7月 ， 国民党特务连续杀害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李闻血案”
四、 要求民主的呐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 、 原因：①发动内战②加紧对国统区的控制和压迫（表现？ ）2、 国统区人民的斗争：①反内战②反美军暴行③“反饥饿、 反内战、 反迫害” 运动④抵制美货⑤护厂护校运动配合解放军解放大城市⑥展开新政协运动
1949年6月 15日 ， 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 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34人， 选举产生了 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 会。
图为常务委员 会合影。
畅所欲言有人说：
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通过我们今天的学习， 大家评析一下这种观点
小结独裁民主斗争战胜建立标志表现解放区国统区
下课啦！
参考答案：1、 解放区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
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 原则； 实行选举政策； 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 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 保护抗日人民， 调节个抗日阶层的利益， 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 建立了真正表达民意的人民代表机关——边区参议会2. 有利于抗战的胜利进行； 有利于解放战争的发展；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奠定基础实质：
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党；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启示:民主是历史发展趋势， 真正的民主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 是能够得到人民支持的。
蒋介石1 908年赴日本并加入同盟会， 1924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1 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 、 “整理党务案” “4. 12事件” ， 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1931年 “9·1 8”事变后， 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推行“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 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
1936年“西安事变” 后， 被迫接受抗日 主张， 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抗日 战争期间， 任国防最高委员会， 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皖南事变” 后， 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 928年
抗日 战争胜利后， 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1 946年撕毁《停战协定》 、 《政协决议》 ， 命令进攻共统区， 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 通过宪法。1 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 当选中华民国总统。1 949年， 蒋介石父子退居台湾之后一直反对台独， 反对美国分裂、 “托管” 台湾。
篇四：1932年底蒋介石
回忆与历史真实（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一、“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 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
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 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 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策的能力， 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 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在内的有关记载。
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 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 关键在于对日 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 标判断有误， 没有意识到日 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 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 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
张的这一说法为《张》 书作者所接受， 并作了反复论证。
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 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不足以让人信服。
事变爆发前后， 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
示， 1931 年 7 月 6 日 ， 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 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
败则日 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 以公理为周旋。”[1]中村事件发生后， 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 荣臻：“对于日 人无论其如何寻事， 我方务须万方容忍， 不可与之反抗， 致酿事端。”[2]事变爆发当晚， 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19 日 、 20 日 ，张两次对舆论表态：“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 亦无开战之理由， 已经电沈， 严饬其绝对不抵抗， 尽任日 军所为。”[4]坦言：“余窥透日 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 即下令部下倘遇日 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 军进攻消息传来时， 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 不得作报复行动。”[5]22 日 ， 在日 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 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 暂向安全地带退避， 以期保全” 。
[6]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 他对日 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 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 在日 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 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 本在东北行动目 的的判断问题。
但是， 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 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
其实， 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
的财政支配权， 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 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
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
1931 年 12 月 30 日 ， 锦州被放弃次日 ， 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 国家之实力又如此， 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7]所谓“重其误” ， 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 以致东北实力空虚， 给日 本人以可乘之机。
言下之意， 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 使日 本人在华北生事。
所以， 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 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 锦战一开， 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 关于此节， 尤须预筹应付策略。”[8]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思路， 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
1930 年 9 月 18 日 张学良拥兵入关， 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 张的势力分配， 张学良取代冯玉祥、 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 这使张在面对日 本时， 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基地， 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 作战中， 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 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 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 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 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
当然， 张学良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 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 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 本， 则中国必统一”[9]，
其潜台词即是， 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 统一的政府负起， 而当时统一的国家、 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 无论其地位、 实力、 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要张独任巨艰， 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
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 外侮自然减退” 。
[9]事实上， 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自己辩护的话， 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 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 本判断出现了问题， 其实， 当时发动事变的日 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
张学良意外于日 本军人的狂妄野心， 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 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合力的结果， 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
从这一意义上说， 蒋介石解释 1928 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 1 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 并且表示济南是日 本兵力强占的， 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 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 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 往往更远远大于不抵抗本身。
所以， 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 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
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 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二、 1933 年张学良辞职问题
1933 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 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
从旁观者的角度
看， 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 他振作精神、 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 但对当事者而言， 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
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 而《张》 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
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 第 2 年张归国后， 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
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 动机、 目 的做出交待， 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
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 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 但和 10 几万军队相比， 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
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 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 日 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 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 于公于私， 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汤玉麟面对日 本压力和诱引， 首鼠两端， 公开表示：“如果日 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 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 ”[11]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
鉴于此， 1932 年， 蒋介石连电张学良， 要其迅速出兵， 直接接管热河， 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12](559)。
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 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 军， 危及平津， 未如计采取行动， 对此， 蒋深为遗憾， 在日 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12](561)。
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 8 月 份发出鱼电， 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 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 放一矢， 乃欲借抵抗之名， 以事聚敛” ， 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 。
[13]同时其本
人也立即请辞。
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
当然， 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
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 6 月 间， 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 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14]汪的鱼电发表后， 全国大哗， 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 闹出辞职风波，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 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
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15]， 在汪、 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 汪精卫称病住院、 上山、 离国， 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 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 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 代蒋任委员长。
这一结果， 汪精卫虽然去职， 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 张学良实力未损， 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 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 则在张、 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1932 年底， 日 寇图热日 急， 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 同时致电张学良：“今日 之事， 惟有决战， 可以挽救民心， 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抵触， 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 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做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 年 1 月 ， 日 军进攻山海关， 占领临榆县城， 热河危在旦夕。
张
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
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次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态耿耿于怀， 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 中央军不如缓上。”[12](599)大敌当前， 蒋、 张却斤斤计较得失， 予日 军以可乘之机。
2 月 下旬， 日 军向热河发动进攻， 由于准备不周， 军无斗志， 中国在该地区 10 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 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10 天之内即沦于敌手。
对这样的惨败， 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 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
3 月 6 日 ，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 9 日 ， 蒋介石抵保定晤张， 同意张辞职。
热河事件， 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 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 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 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 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
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 即告失陷， 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 事先无应变之方， 事发后又优柔寡断， 以致一败再败， 丧师失地， 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6]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
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 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三、“西安事变”问题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最辉煌的一页， 也是他得享盛誉的根本原因， 作为以其自述为基础写成的一本传记， 有理由期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澄清事变中的一些疑团。
但是，《张》 书并
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关于事变的描述还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忆录， 没有对近年出现的新资料、 新成果做出回应。
试举两例：
其一：“西安事变”后期， 在放蒋问题上， 以往多认为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张》 书采纳这一说法并使用了有关回忆。
但根据近年公开的资料看， 中共方面、 杨虎城对放蒋其实早有预闻。
1936 年12 月 23 日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到：“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 杨都急望此事速成。”[17]这里透露出的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否定了不少回忆文章与此相径庭却栩栩如生的说法，至于后来因在放蒋条件上出现不同意见导致放蒋时间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释所谓张在释蒋后杨、 周的莫名惊诧。
其二， 根据传统也是本书采用的说法， 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在“西安事变”前曾经有一段相当密切的时期， 只是由于张、 蒋在对日 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 根据是 1934 年张学良回国后，有很多拥蒋的表示。
其实， 这是低估了张学良的政治能力。
张学良甫回国内， 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 目 前则仍与汪蒋敷衍， 免其猜忌。”[18]所谓以“一个领袖”拥蒋，甚至为蒋介石立铜像之类， 其实大抵不出“敷衍”范围。
正因此， 张学良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热河失守前后， 张在致蒋介石政治对手胡汉民函中就谈到，“九一八” “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8]， 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
30 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 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
1935
年 6 月 ， 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书信， 策划请蒋下野， 称：“张汉卿早已同情” 。
[19](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 一通电报蒋即下野， 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 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 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19](296)可见此时张对蒋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
这些， 蒋当然也不是毫无所知， 1936 年 9 月 ， 贺衷寒向他报告：“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 后方与新疆省联络， 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20](143)两日 后， 蒋在日 记中对此作出反应：“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 ，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 则不测之变， 不知伊于胡底？ ”[20]对张的戒心灼然可见。
贺衷寒所说的张学良与苏联接触传言， 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 绝非空穴来风。
1936 年间， ...
篇五：1932年底蒋介石
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 年 9 月 18 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至 1932 年 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 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海 3.5 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都发出要求抗日、实行民主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 1933 年初，由
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在 1931 年 7 月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一切，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利用各种阵地开展工作。
1930 年 3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
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译本。
一些共产党员密切联系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穿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左翼文化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自、茅盾、周扬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别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于 1933 年 1 月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
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歌荡气回肠、刻骨铭心，表达出全民族的满腔悲愤，点燃了每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唱出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成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杰作。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1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 4 年的统治。
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 年 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1932 年底，蒋介石调集 30 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
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 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 100 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 50 万军队于 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 年 4 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 18 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 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 8 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不仅发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还描绘了他对未来的期盼:“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
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4 年 9 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 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 8 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 16 个师、77 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已不足 1000 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一身是胆、毫无惧色。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伤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
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到 3 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篇六：1932年底蒋介石
36 卷 第 5 期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Vol. 36 No. 52021 年 10 月Journal of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Oct. 2021关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18 年版》教材中几个党史问题的思考牛 建 立( 洛阳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摘 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18 年版》教材论述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 “围剿”胜利时间是 1932 年底; 论述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表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原地主和富农的改造没有论述。笔者提出: 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 “围剿”胜利时间是1933 年 3 月下旬; 新中国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原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但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成分没有改变，在集体劳动中继续接受改造。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18 年版》; 第四次反 “围剿”; 基本矛盾; 原地主和富农DOI: 10．3969/j．issn．1674－5035．2021．05．003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5035( 2021) 05－0012－08收稿日期: 2021－07－07作者简介: 牛建立( 1969－) ，男，河南确山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金项目: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华北根据地交通邮政建设研究( 1937－1949) ”( 编号: 18YJA770010) 、洛阳理工学院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构建高校‘四史’教育体系研究”( 编号:2020JYZD—16) 的阶段性成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2007 年以来在全国各高校使用，受到普遍欢迎。到 2018 年时已经进行了 6 次修订，及时吸收了不同时期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吸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界对 《纲要》教材的结构和史实等已经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① ， 《纲要》教材在历次修订时吸收了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在多年教学过程中对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 “围剿”胜利时间、新中国过渡时期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原地主和富农的改造和成分等几个中共党史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而学界对这几个问题鲜有论述。笔者不揣浅陋，对其进行研究，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一、关于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 “围剿”胜利时间的思考《纲要: 2018 年版》第五章第一节第三目第第 5 期 牛建立: 关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18 年版》教材中几个党史问题的思考二子目论述反 “围剿”战争时，指出: “1932 年底，又 取 得 了 第 四 次 反 ‘围 剿 ’ 战 争 的 胜利。”［1］137－138 笔者对 “1932 年底是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 ‘围剿’胜利的时间”有一些思考，并对此进行考证。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逐步探索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中国革命开始复兴。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和恐慌。从 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9 月，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连续进行三次 “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红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 “围剿”的胜利。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笼罩全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错误批判。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 “围剿”。《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的 《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 ( 1921－1949) 》第 1 卷上册对此有详细论述。
“1932 年底，蒋介石调集 30 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 ‘围剿’”［2］56 。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 “围剿”是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运用和发展了前三次反 “围剿”的成功经验，“经过 ( 1933年)2 月 28 日和 3 月 1 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军第 52、第 59 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 ( 1933 年) 3 月 21 日，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三个师，俘敌 1 万余人，缴枪 1 万余支。这样，就打破了国 民 党 军 队 对 中 央 根 据 地 的 第 四 次 ‘围剿’”［3］450 。这里论述第四次反 “围剿”开始的时间是 1932 年底，胜利的时间是 1933 年 3 月 21 日。史料往往是可以相互印证的。第四次反 “围剿”是朱德、周恩来指挥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 《周恩来年谱 ( 1898—1949) 》也有详细的记载。“( 1932 年) 12 月 30 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区 ‘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 ‘围剿’的命令”［4］241 ， “( 1933 年)2 月 27日，( 周恩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在黄陂地区伏击国民党军第 52 师、第59 师。经过两天激战，歼灭国民党军第 52 师全部和第 59 师 大 部，俘 师 长 李 明、陈 时 骥”［4］247 。“( 1933 年) 3 月 21 日，( 周恩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进入草台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 11师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激战，将其大部歼灭。次日，又在东陂歼国民党军第 9 师一部……至此，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4］248 。
《周恩来年谱 ( 1898—1949) 》记载的史实与 《中国共产党历史 ( 1921—1949) 》( 第 1 卷上册) 论述的关于 “第四次反 ‘围剿’”的史实是一致的，时间点是基本一样的，即第四次反 “围剿”开始的时间是 1932 年年底，胜利的时间是 1933 年 3 月22 日。同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 《朱德年3 1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谱》也有详细记载: “( 1932 年) 12 月 30 日，国民党赣、粤、闽 ‘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 ‘围剿’的命令，限于 1933年元月六日前各部队在指定地区集中完毕”［5］306 ;“( 1933 年) 2 月 27 日，( 朱德) 与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乐安、宜黄之间的东陂、黄陂地区伏击国民党军第 52、第 59 师，经过两天激战，消灭敌军两 个 师，俘 虏 敌 师 长 李 明、陈 时 骥”［5］321 ;“( 1933 年) 3 月 21 日，( 朱德) 与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宜黄县草台冈、东陂地区与国民党后纵队作战……经过一天激战，歼灭第十一师大部。随后，与周恩来指挥部队向东陂追击国民党军第九师。二十二日，在东陂歼灭第九师一部……至此，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5］325这里记载的第四次反 “围剿”开始的时间是 1932 年 12月 30 日，胜利的时间是 1933 年 3 月 22 日，与《周恩来年谱》记载的时间完全一样。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 1921—1949) 》( 第 1 卷上册)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 《周恩来年谱》 《朱德年谱》对第四次反 “围剿”胜利时间的论述和记载是正确的，也符合历史逻辑。1932 年年底，是蒋介石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第四次 “围剿”开始的时间，也是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反 “围剿”开始的时间。1933 年 3 月下旬，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 “围剿”战争的胜利。《纲要: 2018 年版》编者可能是把第四次反 “围剿”开始的时间当成了胜利的时间。二、关于新中国过渡时期社会基本矛盾表述的思考《纲要: 2018 年版》下编综述第一目第一子目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 国际上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1］215笔者对这里的 “基本矛盾”表述有些思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进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上文 《纲要: 2018 年版》却对此表述为 “基本的矛盾”和 “基本矛盾”，而没有使用 “主要矛盾”。这样的用词和表述是直接从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引用过来的: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6］209 笔者以为，当年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使用 “基本矛盾”，是把 “基本矛盾”和 “主要矛盾”视为同一概念，就是指 “主要矛盾”。这是那个时代的表述方式。而作为今天的全国通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纲要:4 1
第 5 期 牛建立: 关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18 年版》教材中几个党史问题的思考2018 年版》再用 “基本矛盾”来表述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不妥，容易引起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 “主要矛盾”和 “基本矛盾”误解，这就需要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018 年版》教材的表述相一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是同一层次的矛盾。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 “社会主要矛盾是处于支配地位，在社会发展过程 一 定 阶 段 上 起 主 导 作 用 的 矛盾”［7］134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而不是基本矛盾决定主要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把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视为同一概念，就是指社会主要矛盾。早在 1937 年夏天，毛泽东在 《矛盾论》一文中，阐述了主要矛盾含义: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320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指出: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 ( 资本家和富农) 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9］561－562刘少奇同时使用 “基本矛盾”和 “主要矛盾”，把二者视为同一概念，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10］344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早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到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仍然沿用这样的说法，如上文中引用的内容。1952 年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实际情况，开始酝酿并于 1953 年 6 月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1956年 9 月，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1］293 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提早完成，也遗留了不少问题，社会上积累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影响着社会安定和各项建设。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把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区别开来。毛泽东指出: “在社会主义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214《纲要: 2018年版》第九章采用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表述。5 1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对新中国在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与社会基本矛盾视为同一概念的，有时用基本矛盾，有时用主要矛盾，所指是一样的，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在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后，就把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区别使用了。所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表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13］16 而没有再使用 “基本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以，笔者认为，把 《纲要:2018 年版》中关于新中国过渡时期 “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修改为 “社会主要矛盾”，更准确一些，能更好地反映这个时期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任务，既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也使 《纲要: 2018 年版》教材的表述前后一致。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原地主和富农改造问题的论述的思考《纲要: 2018 年版》教材第八章第三节第二目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在论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指出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情况，而当时在农村的原地主分子和富农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却没有论述。这样就影响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018 年版》的一个问题的理论阐释: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伴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我国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4］59－60为什...
篇七：1932年底蒋介石
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１年第６ 期（ 总第２２４ 期）《１９ ３３：福建事变始末》 辨证（ 下）薛宗耀【摘要］（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一书共有十四章， 其中直接叙述十九路军入闽过程和“福建事变” 始末内容的那七章， 主要是用“福建事变” 参与者、 知情者的回忆资料和专家学者的有关著作、 文章集合而成。源自主客观诸因素， 该书失实内容颇多。
因此， 对该书的失实内容及其成因作辨证是必要的。【关键词】
福建事变； 失实原因； 分析辨证［ 中图分类号】
Ｋ ２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 ０ ３—７ ０ ８ （ ２０ １１）０ ６ —０ ０ ８ ８ —０ ７六、 借用成果乐此不疲在研究、 编写历史时， 为阐明一些无法回避的事项和难题， 在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有限或有疑问的情况下， 适当地借用他人的著作、 文章等成果， 是常有的事。
虽然这种借用既省时又省力， 毕竟不是自己的， 一般来说， 应标明出处以示尊重他人的劳动。
他人的成果难免会掺进主观元素， 已不是第一手资料， 就有可能失实。
所以， 这种借用是万不得已的， 必须慎之又慎、 适可而止。
可是，《始末》 有悖这个常理， 过度仰赖他人的成果， 失实颇多。（ 一）《始末》 最主要是“借用” １９ ８ ３年１２月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由王顺生和杨大纬合编的《福建事变——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 （ 注：
以下简称“王、 杨《始末》 ” ）。
这两本书不仅书名相似， 且结构相似、 部分小标题相似、 相当一部分的内容相似。
以下试举一例：十九路军各部队人闽时间、 驻扎地点和民众反映等， 是《始末》 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蔡廷锴等人的回忆资料满足不了需要， 旧报刊的报道又没去翻阅， 就转而“借用” “王、 杨《始末》 ” 现成的内容。该书用近两个页码、 １５个段落来叙述，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借用” 的。“王、 杨《始末》 ” 在“十九路军奉命人闽” 一节中写到：“……六十一师分驻安海、 同安、 马巷、 晋江、 南安各地。六十师随后抵闽， 在厦门嵩屿海澄登陆， 分驻漳州、 海澄、 漳浦等地。七十八师于七月 中旬抵福州， 分驻莆田、 闽清等地。十九路军在广州募兵成立的补充旅（ 共三个团）， 应粤省当局之请求， 曾开韶关增援粤军， 以解红军进攻南雄之危， 直至八月 间才抵闽， 至此， 十九路军全军开抵福建。
” ①《始末》 在“十九路军人闽” 的章节中是这样写的：“６月 上旬， 六十一师毛维寿部率先抵达泉州， 分驻安海、 同安、 马巷、 晋江、 南安各地。六十师沈光汉部随后抵闽， 在厦门嵩屿海澄登陆， 分驻漳州、 海澄、 漳浦等地。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于７ 月 中旬抵福州， 分驻莆田、 闽清等地。①王顺生、 扬大纬：
＜ 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 ． 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３年版， 第２４ 页。万方数据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辨证（ 下）十九路军派谭启秀回广东募兵成立新的补充旅（ 共３个团）， 则因应粤省当局之请求， 曾开韶关增援粤军， 以解红军进攻南雄之危， 直到８ 月 间才抵闽， 驻防福州永（ 泰）（ 闽）清一带， 直接归绥靖公署指挥。至此， 十九路军３万多人全军进抵福建。
” ①后面还有４ 个段落叙述福建民众对十九路军入闽的反映， 两本书也基本相同。《始末》 “借用” 他人的成果， 既不注明出处也不作任何说明， 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
实际上， 就上述列出的《始末》 一书中这几个段落， 若严格对照史实， 每一个段落都有不准确之处。
这些偏差，有的是盲目“借” 来的， 有的是乱添加造成的。
例如：１、 第七十八师是在７ 月 上旬而不是“７ 月 中旬” 分批入闽②， 由嵩屿登陆进入海澄县（ 注：
１９ ６０年该县与龙溪县合并成龙海县）， 以后紧随第六十师之后， 从漳州、 南靖县出发去进攻闽西， 当时没有“抵福州， 分驻莆田、 闽清。
” 这个偏差算是“借” 来的。２、 《始末》 把《蔡廷锴自传》 中：
“即令谭启秀旅开来福州永清一带驻防， 直接归绥署指挥” ③一句话嫁接进来， 出错了。
十九路军补充旅入闽时， 第二团驻扎闽南地区， 旅部和第一团、 第三团驻扎福州城内④， 当时没有驻防到永泰县、 闽清县一带。３、 《始末》 在“至此， 十九路军全军开抵福建” 一句中， 加入“３万多人” 几个字， 错了。
十九路军的３个师都是甲种步兵师， 还有两个补充旅等， 当时的总兵力是５万多人。接下来， 《始末》 还有不少章节“借用” “王、 杨《始末》 ” 的内容， 以第五、 六章为例。在“整肃福建军政” 这一节， 有１２个段落与“王、 杨《始末》 ” 中“四分五裂的福建” 和“整肃、 收编杂牌军” 这两节的内容相似。在“组织闽西善后委员会（ 处）， 推行‘计口授田” ’ 这一节， 有５个段落与“组织闽西善后处” 一节的内容相似。在“秘密建立改造社， 防止部队分化” 这一节， 有９ 个段落与“建立改造社， 抵制蓝衣社” 一节的内容相似。在“组织援热先遣军北上抗日， 无功而返” 这一节， 有１０个段落与“十九路军组织援热军， 蔡廷锴、 蒋光鼐通电反对《塘沽协定》 ” 一节的内容相似。（ 二）《始末》 对“借用” 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基本不注明出处， 一些失实的内容虽然是“复印” 来的， 也只能算在《始末》 的头上。例一，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改组， 是十九路军入闽至“福建事变” 爆发之间， 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研究、 编写“福建事变” 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讲清楚。当前， 就蒋光鼐宣誓就任省政府主席的日期， 各著作、 文章众说纷纭。
大多数是“１２月 ６日” 说，如福州市方志委编的《福州市志》 ⑤等， 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谁？为何这么说？尚不得而知。
有“１２月 ７ 日” 说， 如福建省方志委编的《福建省志》 ⑥， 估计是依据南京国民政府在那天颁发命令：
“任命蒋光鼐兼福建省政府主席” ， “特派蔡廷锴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⑦。
有“１２月 １３日” 说， 如福建省①吴明刚：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 ０ ６ 年版。
第１１５页。②‘江声报》 １９ ３２年７ 月 ５日、 ７ 月 ６ 日、 ７ 月 ９ 日。③《蔡廷锴自传＞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 ２年版， 第３０ ３页。④《福建民国日报）１９ ３２年８ 月 １４ 日。⑤福州市地方志缩纂委员会：
《福州市志＞ 第一册。
方志出版社１９ ９ ８ 年版， 第５８ 页。⑥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福建省志（ 政府志）＞ ， 方志出版社２０ ０ ２年版。
第２８ 页ｏ⑦‘新闻报》 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８ 日。万方数据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１年第６ 期（ 总第２２４ 期）档案馆编的《民国福建省县以上行政长官名录》 ①。
另外， 还有“１９３２年底” 说， “１９３３年１月 ” 说等。《始末》 选择了多数人的说法， 写到：
“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６日，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就职仪式在福州省府礼堂举行。
同时， 蔡廷锴正式接任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 ⑦遗憾的是， 这两个人的就职或正式接任的时间都没有说对。翻开当时的报纸就可以看到， 即将被改组的省政府于１２月 １３日还在召开第２２４ 次委员会议，“并议定备函请新主席蒋光鼐暨各新省委， 克日莅府视事， 盖旧省委均决定十六日起不入府。
” ③蒋光鼐宣誓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准确时间是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１６日！
典礼盛况和就职通电等，当时省内外各主流报刊多有报道。
蔡廷锴也不是“同时” 正式接任驻闽“绥靖” 公署主任， 而是推迟２０ 天至１９ ３３年１月 ６日才通电就职④。类似的错误还有， “福建事变” 即将失败时， 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 ３４ 年１月 １２日颁发命令， 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⑤； 于１月 ２４ 日颁发命令， 任命陈仪兼民政厅长， 任命郑贞文、 林知渊、孙家哲、 徐桴、 李世甲、 陈体诚、 李清泉、 孙希文为省府委员； 其中， 郑贞文兼教育厅长， 孙家哲兼财政厅长， 孙希文兼建设厅长， 在孙希文未到任以前由陈体诚暂代建设厅长⑥。
《始末》 却写成：
“蒋介石认为‘讨逆’ 胜局已定， 于１９ ３４ 年１月 １２日任命与日本关系较密切的陈仪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 以郑贞文、 林知渊、 孙家哲、 李世甲、 陈华诚、 孙希文、 李祖虞为省府委员兼各厅厅长。
” ⑦在任命时间、 人员名单、 兼任职务等方面的叙述， 都有误。例二， 《始末》 在“改组后的福建省政府组成人员” 中写到， 戴戟于“１９３３年７ 月 接任” ⑧省民政厅厅长， 疑是抄自徐吾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福建》 ⑨等文章， 其说法也有误。虽然， 行政院于１９ ３３年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１１７ 次会议通过决议：
“任命戴戟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 ， 但戴戟并没有立即赴闽就任， 而是于８月 上旬至１１月 上旬赴苏州、 南京、 保定、 北平等地， 主要是游览、 访友、 治病， 并没有如《始末》 所写的、 毫无史实依据的“北上察绥抗日” ＠ 。他延宕至“福建事变” 爆发前夕即１１月 １１日才由沪抵厦、 １５日到福州⑥。
仍没有接任省民政厅厅长。
此职务， 一直由蒋光鼐兼任到“福建事变” 爆发后自然消亡。
所以， 戴戟从来没有接任过省民政厅厅长。例三， １９ ３２年１１月 １０日的“郑维新事件” 发生后， 《始末》 写到：
“在一片抗议声中， 国民党福建当局不得不撤换市公安局长丘兆琛的职务。
” ＠ 《始末》 “借” 到的又是流传很广但失实的说法。实际上， 丘兆琛不但没有因“郑维新事件” 被撤换， 而且位子还坐得更稳当了。
具体的情况， 请参阅《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人闽初期的十九路军》 ＠ 一文。福建省档案馆：
＜ 民国福建省县以上行政长官名录＞ ， １９ ９ ０ 年打印本， 第２６７ 页。昊明州：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未＞ ， 第１３１页。‘新闻报）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１９ 日。‘福建民国日报＞ 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１７ 耳、 １９ ３３年１月 ７ 日。‘江声报）１９ ３４ 年１月 １３日。‘江声报）１９ ３４ 年１月 ２５日。吴明刖：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３２２页。昊明州：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１３２页。徐吾行：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福建）． 福建省政协文史委：
‘文史费井选编）第四卷第－ － ｍ ， 福建省人民出版社２０ ０ ３年版， 第３＜ 申报）１９ ３３年７ 月 １９ 日。吴明刚：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２１６页。（ ｉｔ建民国日报）１９ ３３年１１月 １６ 日。吴明刖：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柬＞ ， 第１３８ 页。薛宗耀：
＜ 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入闼初期的十九硌军＞ ，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０ 年第４ 期， 第９ ２页。①⑦⑦④⑤＠⑦＠⑨⑩＠ ＠ ＠ ＠万方数据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辨证（ 下）七、 事理评述偏颇不当《始末》 作者在《前言》 中写到：
“人常言：
研究历史， 可以有三种眼光， 一种是维持历史当时人的眼光。
一种是研究者所处时代的眼光， 再就是对这两种眼光的超越， 寻求一种立足于历史真实之上，又不囿于时代习见的立场。
三种眼光显示三层历史研究境界。
～作为一名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 长期以来， 就一直力图用第三种眼光审视历史， 追求第三种研究境界。……本书便是所作的一个努力尝试， 即立足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 试图把纪实性与学术性二者相融合， 叙述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历史概貌与特点。
”该书用其“第三种眼光” 、 “第三种研究境界” 对一些事理所作出的“学术性” 评述， 笔者还真不敢苟同， 不妨商榷如下。（ 一）《始末》 一面写到：
“１９ ３２年六七月 间， 十九路军一人闽， 便乘虚而人， 进占了闽西苏区不少地区和县城。
～１９ ３２年７ 月 １７ 日， 蔡廷锴抵达漳州十九路军总部， 随即下达‘剿赤’ 动员会（ 注：“王、 杨《始末》 ” 的原文为“动员令” ）， 命部队向闽西挺进。
” ①一面又写到：
“从１９３２年８月 至１９３３年春的半年多时间里， 十九路军与红军都没有进攻企图， 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
” ②这前面两句话是“借用” 自“王、 杨《始末》 ” ， 后一句话是改写自蔡廷锴的《经过》 （ 注：
蔡廷锴的回忆文章只是说闽西地方红军单方面“没有进攻企图” ③）。如果说； 上述几句话摆在一块， 它们之间没有矛盾， 只能这样解释：
十九路军于“１９ ３２年六七月间” 一入闽， 尚未站稳脚跟， 也不等“下达‘剿赤’ 动员会（ 令）” 就擅自进攻闽西苏区， 还进占了“不少地区和县城” 。
蔡廷锴于７ 月 中旬入闽“命部队向闽西挺进” ， 反而从８月 起“没有进攻企图” ， “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 。
这显然歪曲了历史。接下来， 《始末》 用“第三种研究境界” 得出莫名其妙的论断：
“至今不少史书认为十九路军人闽后在‘加紧剿赤’ 方面费了很大气力的说法， 是与史实有出入的片面看法。
” ④史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不妨提供一系列比较枯燥但有价值的史料， 请读者评判。蔡廷锴于１９ ３２年７ 月 中旬人闽后， 即制定了“进剿” 闽西苏区的计划：
第一步“于短时间内集中兵力克服龙岩” ， 第二步“肃清连城、 永定及长汀边境一带之共匪” ， 第三步“直捣长汀之共匪老巢” ⑤。７ 月 １７ 日， 十九路军先头部队第六十师第一二Ｏ 旅（ 注：
７ 月 下旬番号变更为第－ － ／Ｌ ０ 旅）第五团由南靖县出发， 开始执行“进剿” 闽西苏区的第一步计划。
他们于２６日抵达龙岩县适中， ２８ 日进入永定县龙潭， ８ 月 上中旬到达距龙岩县城仅３０ 里的马坑⑥。
该师其他各部和第七十八师紧随其后， 第四十九师于８月 中下旬也陆续进占永定县抚市一带⑦。１０ 月 １６日， 蔡廷锴离漳州赴适中指挥。
１７ 日， 第六十师进占龙岩县城， 第四十九师攻占永定县坎市⑧。
十九路军完成了“进剿” 闽西苏区的第一步计划。①昊明刚：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１３５、 １４ ２页。②昊明剐：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１３５页。③蔡廷锴：
＜ 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 全国政协文吏委：
‘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９ 辑． 中华书局出版社１９ ７ ９ 年版。
第７ ９④昊明喇：
＜ １９ ３３：
福建事变始末＞ ， 第１３６ 页。⑤‘江声报）１９ ３２年７ 月 ２３日。⑥＜ 江声报＞ １９ ３２年７ 月 ２９ 日、 ８ 月 １９ 日。⑦＜ 江声报＞ １９ ３２年８ 月 ２６ 日。⑧‘江声报）１９ ３２年ｌＯ 月 １７ 日、 １０ 月 １９ 日。９ １万方数据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１年第６ 期（ 总第２２４ 期）１１月 下旬， 十九路军开始执行“进剿” 闽西苏区的第二步计划。
２８ 日， 第四十九师第一四五旅攻占永定县虎岗。
１１月 底至１２月 初， 第六十师第一七八旅（ 注：
原番号第一一九旅）先后攻占龙岩、上杭两县的边界地区。
１２月 ６日， 第一七八旅和第一四五旅一度攻占上杭县白沙①。
１２月 ２６日，蔡廷锴再次抵达龙岩指挥。
自１９ ３２年１２月 ３０ 日至１９ ３３年１月 １５日， 第六十师与第四十九师先后攻占永定、 上杭两县的边界地区⑦。１９ ３３年３月 ９ 日， 蔡廷锴第三次抵达龙岩部署③。
１７ 日， 第七十八师攻占连...
篇八：1932年底蒋介石
介 石】（1887-1975）， 名中正， 字介石， 1906年， 在中学读书时即向家里提出要求到日本学习军事。赴日后， 因非公费派遣， 不能入军校， 只能就读于东京清华学校。
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学习炮兵。
1908年春被保送日本东京振武学校， 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
1910年入日本陆军第13师野炮兵第19团为士官候补生。
辛亥革命时归国， 自“二次革命” 后追随孙中山。
1924年国民政府成立黄埔军校， 蒋介石出任校长。
黄埔军校是近代培养中国军事人才的摇篮。
蒋介石两次指挥东征， 避免中国走向分裂， 凝聚中华， 初步完成中国统一。
抗日战争前期，
蒋 介 石主持制定了对日军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 在军事委员会下划分若干战区， 中国陆海空军大元帅， 并一度兼任第一、 第三、 第五、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指挥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进攻，先后进行了平津、 淞沪、 太原、 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 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1943年1月被同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全面负责主持指挥东方战场的军力， 牵制抵御抗击日本法西斯。
蒋 介 石学留日本时就对日本国民性有认识， 认为中日必战。
一次日本教官在上生物课， 指着桌上的一块泥说里面有3万万寄生虫就象中国人一样多， 当时激怒了正年轻气盛的老蒋， 蒋随即走上讲台将那块泥分成若干， 并只着最小一块说， 这里面的寄生虫就象日本人一多…… 留学日本22岁时所做一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雄心壮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 蒋 介 石 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 他写道：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 友谊何在？ ” ， 但他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他不得不参与政治， 并成为高手。
1927年秋， 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 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 文天祥， 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
蒋介石上台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日战争。
西方评价 蒋 介 石是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
1932年在上海“一· 二八” 事变爆发， 1932年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
与日本长期作战， 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
然而两害相权， 当取其轻， 政府倘不迁移， 随时受威胁， 将来必做城下之盟。
此害之大， 远非一人获罪之比。
余早有志牺牲个人， 以救国家， 他复向所惜哉! ”随后 蒋 介 石通电全国 “同胞惨遭蹂躏， 国亡即在目前， 凡有血气， 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 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 患迫燃眉之时， 皆应为国家争人格， 为民族求生存， 为革命尽责任， 抱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之决心， 以与此破坏和平， 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 ！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 今日虽在野， 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 尽我天职。
” 在蒋公的感召下第十九军、 第五军(第五军是后来蒋介石暗中派遣的， 参战也是打的十九路军旗号) 将士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 奋勇抵抗、 浴血奋战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 迫使东京四易其帅， 数次增兵， 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
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紧急要求下， 中日双方同意停战。
“一· 二八”抗战， 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 震动了日本。
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
1937年7月17日， 蒋 介 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 演说：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1937年在上海“八· 一三” 淞沪会战爆发， 淞沪会战是蒋暗中主动布置， 迫使日本把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 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
中国 国 民 政府自1935年起前后在附近修筑了吴福线、 锡澄线、 乍平嘉线三道国防工事年1937就已竣工。
中国
出动了七十几个步兵师及配属的特种部队， 日本也出动了九个完整的师团及其他附属部队， 双方海空军也都出动作战。
“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 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 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 旅、 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 。其牺牲的壮烈， 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
淞沪会战死伤达27万余人。
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日前期就拼得差不多了， 光“淞沪会战” 就把把蒋的几个精税师拼完！
中央军3/5部队参战。
后来的几个“抗日铁军” 都是在抗日过程中重建的。自1929至1933年， 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 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
蒋的爱国壮举感动着国人， 他的榜样力量使， 各地方杂牌军都甘心情愿的能听他指挥， 为国奉命。
血战台儿庄时， 当 蒋 介 石听说奉命死守腾县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战死。
亲自从武汉飞往徐州前线祭奠王铭章。
时恰遇敌机空袭，警卫要护其掩蔽， 蒋介 石 挥臂挡住， “小小的飞机， 不要理它。
” 炸弹在不远处爆炸，蒋 介 石不为所动， 一直坚持到祭奠仪式完毕。
蒋 介 石甚至也感召着大批 共 产 党 人， 尽管毛 阳 奉 阴 违 但也不得不赞扬 蒋介 石 。
1938年9月29日毛 泽 东致蒋 介 石的亲笔信：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转述先生盛德， 钦佩无既。
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凡我国人无不从崇仰。
” 王明一些高级 共 产 党员就是因为过于抗日爱国犯了右倾主义错误， 最后被毛暗中渐渐清理出党的高层。
1937年8月12日， 国 民 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一致推举 蒋 介 石 为三军大元帅通领陆海空军。
8月下旬又授予蒋 介石 组织大本营， 有号令三军统帅权。
一般人认为国 军只是正面抵抗而 共 军做敌后抵抗，这是相当错误的看法。
八路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共 产 党 八路军只是第二 战区在 阎 锡 山 管 理 之 下的一个集团军， 第二战区处还有第六、 第七、 第八、第十三集团军。
新四军更是连集团军都不是， 只是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统制下第二十三集团军下的新编第四军。
八路军、 新四军都是 国 民革命军都是领受着国民政府的津贴装备的军队。
日本军的占领地只是点与线 ， 而不是面。
中国 革 命 军队都是在用各种方法抵抗包括游击、 运动战。
即便是日本军的占领地， 中国的特务工作员能自由的潜入， 以汪伪南京政府为首的各级官公厅， 甚至军队里都有不少重庆的间谍特工占据了汪伪要职。
总之在蒋领导下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在用各种方法战斗模式和日军对抗。
1937年末 ， 蒋 介 石就派出60个师到敌后去打游击。
1938年11月25日， 蒋介石在湖南召开军事会议， 中 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参加了。
会上蒋介石说：
“……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 可以说是纯军事行动； 第二期则为转败为胜， 转守为攻， 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
在第二期抗战中， 要政治重于军事， 民众重于士兵， 精神重于物质， 游击重于正规，从而达到转败为胜， 转守为功的目的……” 根据敌情重新划分了战区， 设八个正面战场和两个敌后战区。
蒋 介 石 简化了指挥层次， 将原来的七级变为四级， 取消广州西安重庆三个行营改， 设天水和桂林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北方和南方战场的作战。
蒋 介 石是 中 国抗 日战 争的中流砥柱，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 中， 明确写道：
“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 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 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 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 而只在于以 蒋 介 石为中心、 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
只要该军存在， 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 这份报告存档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
整个军旅生涯都在中国作战的冈村宁次，是不会把他的对手认错的。
1943年1月，
蒋 介 石被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越南、 泰国亦划入中国战区之内。
使中国国家之声誉及地位， 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随即派中国远征军入缅
甸支援英国盟军对日军作战。
蒋 介 石全面负责指挥东方战场牵制抵御日本兵力， 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公认。
蒋 介 石是中国近代史中一号曾叱咤风云的人物，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大民族英雄。
在面对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最艰难的形式下，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全面的抵御外强的胜利。
废除了列强强加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收回了中国失去近百年的台湾、 澎湖列岛等领土。
蒋 介 石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个领导全国军民抗御外国侵略者并取得胜利的领袖.
导语：
高考制度使教科书成了中国孩子们的“圣经”， 但如果有一天， 当他们发现圣经的一部分正让事实埋藏在白纸黑字之外， 会有怎样的困惑？ 在中小学课本上， 我们曾读到过这样的内容：
“由民间组织义和团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 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 到1900年春夏间在京津地区形成高潮。
”那历史上真实的义和团们， 又是怎样反帝， 如何爱国的？
“义和团， 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20页上对义和团的描述， 接下来还有相关介绍：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 一些外国教会也猖狂地欺压中国人民。从1898年起， 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 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
上面的歌谣就是当时传唱的。
” 教科书不忘 反帝爱国 “义和团， 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20页上对义和团的描述， 接下来还有相关介绍：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 一些外国教会也猖狂地欺压中国人民。
从1898年起， 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 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
上面的歌谣就是当时传唱的。
” “扶清灭洋” 的义和团 国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也在巨著《中国通史》 中这样叙述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很多人踊跃参加……也提出了‘助清灭洋’、 ‘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
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 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
”（白寿彝:《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 国学大师钱穆在以传统社会价值为立场的《国史大纲》 中则从社会视角分析：
“盖清自乾嘉以下， 世道日衰， 学者惟有训诂考据， 不足以安心托命， 乃转而逃此。
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 白莲教、 红灯教、 上帝会之此仆彼起， 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 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
庚子拳乱， 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 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
”（钱穆:《国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
“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这些出身五湖四海的好汉， 在邹容、 鲁迅、 蔡元培、 李大钊、 陈独秀等亲历了这个时代的人笔下， 却成了“横暴恣睢”（邹容语）、 “反动”（鲁迅语）、 “顽固”（蔡元培语）、 “陈死寂
灭之气象”（李大钊语）、 “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陈独秀语）
等负面形象的集合体。
一曰“反帝爱国”、 一曰“专制黑暗”， 大家们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何如此泾渭分明？ 这就需要了解在那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庚子年， 义和团究竟是如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
不啥样人的义和团 “城中焚劫， 火光蔽天， 日夜不息。
车夫小工， 弃业从之。
近邑无赖， 纷趋都下， 数十万人， 横行都市。
夙所不快， 指为教民， 全家皆尽， 死者十数万人。
杀人刀矛并下， 肢体分裂。
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 亦毙之。
”——陈独秀：《克林德碑》， 写于“义和团”运动后第18年， 作者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 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全国义和团起事后近一年只杀掉一个洋人 据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研究， 在“1900年5月31日（注：
时距义和团大师兄朱红灯1899年夏在山东杠子李庄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已近一年）
之前，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 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 惟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东的遇害”。（George Nye Steiger：
《中国与西方：
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1927年英文版，转引自牟安世著：《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而庚子事变期间在华洋人的大量死亡（据统计约五百人）， 则出现在清朝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大贴悬赏洋人首级的告示之后， 赏格明码标价， 很难赖账：
“杀一洋人赏五十两； 洋妇四十两； 洋孩三十两。
”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
革命， 不能只靠自觉。
每杀一洋人就杀百倍华人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 外国教会经统计得出结论：
共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
根据其他材料， 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则是500多人。（陈独秀：《克林德碑》， 原载《新青年》 5卷5号）
而仅在直隶一省， 中国籍教民的死亡人数就在两万人以上 （据《历史研究》 2001年第 1 期文 章《 义和 团 运动 期 间 直隶省 的 天主教教民 》， 作者：
巴 斯蒂 （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 更遑论山东、 山西、 陕西等地的遇害者了。
至于那些被义和团冠以“X 毛子”、 “白莲教”等名目杀害的普通中国人， 更是不计其数（据陈独秀《克林德碑》， 仅在北京城内， 就有“死者十数万人”。）
“反帝”阶段性成果：
北京城“死者十数万人” 马克思曾分析过， 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 停滞的、 苟安的生活”， “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 盲目的、 放纵...
篇九：1932年底蒋介石
黄埔生及其升迁 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声显赫国共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身于此校尤其是在国军中黄埔系将领更是蒋介石的嫡系大多国军将领见蒋呼委座而黄埔生皆称校长从称呼上就透着一股亲热而蒋校长也对这群学生青睐有加。黄埔生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南腔北调的方言走进黄埔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初期修行最快的黄埔生就要数李之龙。李之龙湖北沔阳人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1921 年冬李之龙就加入了共产党属于老中共党员。1924 年调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英文翻译这就给其提供了与国民党高层频繁接触的机会使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得以显露因此李之龙在校期间就跻身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与蒋介石同为该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五名委员 并因为其曾在烟台海军学校就读的经历毕业一年后就升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三个月后更晋升为海军局代理局长并授海军中将其爬升之快在黄埔生中无人出其右。只是李之龙少年得志肩上将星闪耀而不知锋芒内敛自是取祸之道。中山舰事件之后国共翻脸两年后李之龙被杀结束其短暂的一生。
李之龙属于“特殊人物”而坐“直升机”直接晋升应属特例。大部分黄埔生都是由黄埔校军的起步。1924 年底先后组建黄埔校军---教导第一、二团初期组建时只有少数黄埔生担任军官职务如蒋先云、贺衷寒、楼景樾、桂永清、郑洞国等任连级军官胡宗南、侯镜如、陈明仁、关麟征、石祖德等任排级军官大部分只是挂着见习军官当兵而已。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埔生所任职务也逐步晋升。
1926 年 3 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共产党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 黄埔同学会的骨干们迅速控制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曾扩情由团党代表升任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师级军官。旋酆悌也升任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任团党代表邓文仪、贺衷寒因先后到苏联学习而错过了此次晋升机会 。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因东征中表现突出的孙元良拔得头筹 荣任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同时回粤军任职的范汉杰异军突起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团长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是个什么概念“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时北伐团长名单列一下就知道了薛岳、蔡廷楷、余汉谋、蒋鼎文、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黄琪翔、戴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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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幸运的是时任第二团副团长胡宗南 部队刚出征团长倪弼紧急时刻掉链子 胡宗南得以晋补第二团团长。
之后不久晋升团长的还有李延年、郑洞国、桂永清、蒋先云这个同时受到毛泽东和蒋介石喜欢的黄埔三杰之首在二次北伐中壮烈牺牲追赠少将 、王世和、俞济时同时任团级职务的还有团党代表李默庵、王尔琢、李汉藩等团参谋长顾希平、周士第、侯镜如等。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从苏联回国的邓文仪在政变后升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兼代理主任 北伐中英勇作战的团长范汉杰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警备师师长 成为黄埔生中的第一个师长而同时的团长孙元良却因在北伐中溃退被褫职蒋介石惜其才把其送到日本学习此后孙元良就象是中了魔咒似的不知道该说其屡战屡败、屡败屡跑还是该说屡败屡跑、屡跑屡战但其在离开大陆前却一直稳稳的呆在黄埔生晋升的第二梯队中不禁令人莞尔。同年 8 月龙潭战役时胡宗南也升任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战后蒋介石被迫下野胡宗南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一起联系时任初级军官的楼景樾、李延年、关麟征、李默庵、丁炳权、李树森、陈武、王敬久、黄杰等黄埔生极力抵制李宗任为首的桂系坚决拥护蒋介石东山再起蒋介石最终得以复出黄埔生从此受到蒋的重视。作为回报先后晋升胡宗南第一军第二十二师长楼景樾 [浙江诸暨人1931 年任警卫第一师师长副师长俞济时如果不是身弱多病前途不可限量] 任代理第二师师长李延年任第二师副师长王世和蒋介石表弟首任侍卫长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总队长一批黄埔系旅长、团长也先后新鲜出炉。
1932 年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胡宗南、贺衷寒、酆悌、滕杰、桂永清、康泽、郑介民、彭孟缉、曾扩情、潘佑强、周复、戴笠、邓文仪、袁守谦成为组织骨干号称“复兴十三太保”主掌政治工作并控制国民党的政训系统。其中贺衷寒是复兴社发起人并任第二任书记后长期担任政训工作是国军政治工作的旗手官至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邓文仪以写拍蒋介石马屁的文章得到晋升官至战区政治部主任、国防部新闻局长。滕杰四期是第一任书记起步很高可是后期表现平平。此三人去台后均未受重用。酆悌是第三任书记抗战时长沙大火蒋介石丢卒保车被判死刑。康
泽是第五任书记长官至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后被俘1963 年第四批特赦。曾扩情在任成都防守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时同样被俘 1959 年因其曾在西安事变时主张蒋介石抗日有功而得以首批特赦。而桂永清和彭孟缉离开了政训系统桂永清抗战胜利后进入海军出任副总司令不久升任海军总司令 以加强中央对海军的掌控。1949 指挥战舰 27 艘和其他船只计 15 万吨安全撤至台湾有功此后桂氏的经历极富戏剧性1951 年晋升二级上将正春风得意时却因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有隙被迫转任总统府参军长 等到吴国桢叛蒋离台后 升任任参谋总长并晋一级上将 成为黄埔生第一个一级上将不幸的是这位第一个爬上颠峰的黄埔生视事仅 45 日就病魔缠身死于任上。彭孟缉经历也同样有趣1947 年由桂永清推荐任台湾警备司令自此发迹桂永清死后继任参谋总长本应同时晋升一级上将却因为彭氏资历太浅五期 又去当了两年的陆军总司令1959 年再次出任参谋总长后才最终晋升一级上将。
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复兴社内设特务处 蒋介石最初想让康泽当处长 因康泽推辞 小字辈戴笠 浙江江山人黄埔六期脱颖而出最终把小小的特务处破茧成蝶经营成了国民党的两大特情机构之一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1938 年戴笠升任中将副局长职务军衔代行局长职责在全国各地遍设站点暗杀之事四起政府官员、军事将领人人自危。同时因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军统也成为一个独立王国部下的封赏全由戴笠自己决定所封少将待遇却比正式的中将还高却没人敢过问。但因资力太浅加上与陈诚不合戴笠直到 1945 年 2 月 20 日才由铨叙厅授予陆军少将的正式军衔。
1935 年 4 月国民党军队统一军衔正式军衔均由铨叙厅统一铨叙。首批授予中将八十九人其中以师长晋升的有二十九人黄埔生中只占三席皆为 4 月 9 日第五组铨叙。为“剿匪”第二路第二纵队指挥官兼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驻闽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兼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李延年、驻闽绥靖第二区司令官兼第十四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这个第一个声明退出中共的黄埔生终于得到老蒋介石的信任三人。渐露头角的俞济时于 1936 年 1 月 28 日补叙中将搭上了第一梯队的“末班车”。1935 年 4 月 13 日铨叙首批少将第一组叙少将的教导总队蒋介石卫队总队长桂永清、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第十一师师长黄维、第十四师师长霍揆彰、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第八十师师长陈琪、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等4 月 15 日第二组叙少将的有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九十二师师长梁华盛、第十四师副师长李树森等4月 17 日第四组的李铁军、陈铁等4 月 17 日第五组的侯镜如等黄埔生组成了第二梯队。1936 年 1 月 29日叙少将的甘丽初、李及兰、张雪中、潘佑强、贺衷寒、陈 沛等2 月 1 日叙少将的李仙洲等2 月 7日叙少将的冷欣、陈明仁等成为第三梯队。
1936 年 9 月陆军第一师长扩编为陆军第一军胡宗南升任军长成为黄埔生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师长范汉杰因为参加福建事变站错了队后经胡宗南力保担任第一军副军长但再也追不上其晋升步伐从此“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便举起黄埔生晋升大旗一路高歌直到离开大陆之前无人企及。
1936 年 10 月 5 日黄埔生关麟征、刘戡、王敬久、孙元良、夏楚中、贺衷寒、宋希濂、陈琪以师长职务由少将晋升中将至抗战爆发前黄埔生桂永清1936 年 10 月 22 日 蒋伏生1937 年 5 月 2 日 霍揆彰、李树森1937 年 5 月 21 日也先后均以师级军官晋升中将。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声拉来抗日序幕全国地方部队开始整合部队进行扩编。晋升中将的门槛随之增高抗战英勇的黄埔生李仙洲1938 年 3 月 1 日 陈铁1938 年 5 月 10 日 黄维1939 年 6月 6 日 王仲廉、李铁军1939 年 7 月 13 日 陈沛1940 年 12 月 2 日均以军级军官晋升中将。还有许多黄埔将领慷慨殉国追赠中将的有第五十四军军长陈烈一期 、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三期 复兴十三太保之一 抗日殉国的第一名高级政工人员 、 第二军副军长郑作民 一期 、 第五军第二 ΟΟ师师长戴安澜三期 、第七十三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四期 、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六期 、第十军一九 Ο 师副师长赖传湘四期 、等而追赠少将和未获追赠的黄埔将领更是举不胜举师长王竣三期 副师长胡义宾三期 、梁希贤五期 、王剑岳五期 军参谋长吕旃蒙五期 旅长黄梅兴一期 、蔡炳炎一期 、吴继光二期 、高致嵩三期 、易安华 三期 、朱赤三期官惠民四期 师参谋长姚中英二期 副旅长杨杰四期 团长王润波三期 、谢晋元四期 、罗芳桂四期 、陈文杞五期 、刘眉生五期 、杨家骝五期„„ 1939 年 8 月 4 日胡宗南晋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0 月 2 日关麟征因与陈诚有隙自此官运坎
坷任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只快了半个马身但二人确把其他人远远落在后边直到 1941 年王仲廉、王敬久等才升任集团军总司令。
1944 年 12 月第一战区司令官陈诚因为调不动胡宗南的部队被迫调任军政部长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官黄埔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战区司令官 。
抗战后期一批在抗战脱颖而出的黄埔后起之秀得以加入中将俱乐部同时晋升中将的门槛再次增高后来居上的半个将才杜聿明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长袖善舞的悍将黄埔三期领跑者王耀武时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越跑越慢的郑洞国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于 1945 年 2 月 20 日晋升中将之后还有胡宗南麾下的几名爱将范汉杰、丁德隆汤恩伯之爱将陈大庆1945 年 3 月 8 日 、政训练系统大将袁守谦、胡宗南之哼哈二将之一董钊、李文、刘詠尧1945 年 6 月 28 日也以集团军总司令晋升中将。
于此同时进行的国军整编使得大批国军军官退为备役非嫡系黄埔生军官在退役和解职进入中訓团学习之列最终酿成震惊国内的哭陵事件参加的黄埔生有黄鹤李模、祝光谦、谢清灏等 。虽然事件后给一些军官安排了军职但许多人最终还是退役回家这些黄埔生为自己站错队付出了代价。
国共和谈后不久蒋介石就下令国军转向内战1945 年 10 月 3 日拥有四十余万精锐部队的“西北王”胡宗南站在红都延安宝塔山下胸前佩带着河图勋章全金板领章上新添上第三颗金制三角星脸上洋溢着孩子般得意笑容的照片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这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军事集团黄埔生首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加上将衔的黄埔生此时不会想到不久他就从人生颠峰迅速跌落随着全国解放步伐的加快他的数十万大军兵败山倒迅速瓦解1950 年由西昌只身逃到台湾后即遭弹劾只能化名秦东昌任浙江省主席兼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与其风光之时相比可谓狼狈。死后蒋介石惜其忠特授其追赠一级上将。
俞济时在集团军副司令任内指挥失误被调任军长度过一段低谷后于 1942 年 11 月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任期长达十五年 并于 1948 年 1 月晋占上将缺享受上将衔待遇 使其重回第一梯队。
除了胡宗南、俞济时以外还有几个离上将距离最近的黄埔生关麟征曾被委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这些上将级官职因与陈诚矛盾的公开化最终与其擦肩而过心灰意冷的关氏迁居香港过起来隐居生活。老部下杜聿明却春风得意身兼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要职拿着消防栓到处救火却最终兵败被俘。范汉杰在胡宗南推荐下长期担任其副手1942 年接任胡氏之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4 年底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1946 年 9 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8 年任东北“剿总”副司令10 月被俘。国军中强调辈分在黄埔生中大一期就压死人的情况下三期王耀武...
